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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站到了国际舞台中央,我们如何翻译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

        中国的对外翻译历史悠久,仅就新中国成立65年来,介绍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学艺术、法律法规的图书就达两万多种,发行一亿多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对外翻译内容和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当然,出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了更大的力量把海量的外国科技资料、文学作品、经管著作和名人传记等翻译成中文,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中国的对外翻译。

        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翻译市场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中国的对外翻译工作量首次超过了外译中。这说明,中国已经从一个输入型翻译市场变成了输出型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文化走出去,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在我们几乎还没有在心理上全面准备好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游客来源国。2014年,我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吸收的外资。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制定国际游戏规则。

        虽然,中国的经济由30年高速发展进入中低速发展的新模式,但是中国仍然在成长。这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欢呼、惊叹、迷惑、紧张、嫉妒、害怕,甚至有人从心理到战略强烈抵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对外传播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由于世界各地受众群体懂中文的人太少,这个任务基本要靠中译外来实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被历史性地推到国际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的对外翻译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适应好,中国的对外传播效果就好,反之,如果对外翻译缺乏创新精神,不能跟上形势,就会拖后腿。对此,我们先要了解当今对外翻译面临的形势特点:

        第一,中国的国际受众发生重大变化。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对外传播的受众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殖民地的革命者,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中吸取养分,建立自己的政权,发展自己的国家。而在发达国家,我们的读者主要是思想进步的左派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而真正能够拿出真金白银购买中国对外出版物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学者。这些人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专家学者,相对之下,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有所了解,熟悉我们的话语体系,能够理解我们的翻译作品。随着全球化,伴随着中国的迅速成长,我们的受众群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无论从北美大陆到太平洋小岛,从北欧到南部非洲,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在对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产生影响。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宣对象,对我们绝对是好事。但是,这种变化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这些人使用中国的产品,跟中国人发生经济文化往来,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更不熟悉中国的话语体系。他们毕竟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受众,他们的信息来源仍然是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当今西方媒体仍然强大,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特定的表达方式牢固地守护着他们的阵地。西方主流社会的读者仍然是《一九八四》这本书给他们留下的文化意识。因而,外国受众对我们习惯使用的表达方式不好理解,难以接受。

        第二,中国需要更加积极进取的传播,更加具有时代特点的翻译。世界期待听到中国的声音,渴望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走向。为了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自己也需要更加积极进取地对外传播中国,特别是要主动设置世界性的话题,引导国际舆情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要努力让中国舆论先行,引导更多的国际受众关注我们想讨论的话题。这个任务对中译外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第三,传播中华思想,展示中国文化元素。中华文化五千年延绵不断,是世界奇迹,也是中国的生命力所在的源泉。通过对外翻译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介绍中国今天的现状,是中国国际化发展的当务之急。这种需求一方面来自国外,正因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产生不可回避的影响,无论出于搭车还是抵制的愿望,他们都要了解中国的治国理念和文化特色,以便掌握中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有让别人正面了解真实中国的需要。

        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工业产品和饮食文化,但是未必了解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思想主线。中国的传统思想,比如和合理念、中国人的家庭观等这些支撑了中国社会的基本观念和行为表现都应该是中国故事的主要内容。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艰苦奋斗传统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传家宝,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迫切愿意深入了解的中国元素。

        反映到具体的对外翻译上,当前尤其需要翻译人员更加主动地站到对外传播中国的第一线,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字对字、句对句的消极文字转换。一个令翻译人员困惑,但是暂时又无法改变的事实就是,送到翻译手里的材料在中文写作阶段往往缺少对外针对性研究,中国特色突出,国际交流因素不够。可以是一篇给国内读者阅读的范文,但却缺乏对外沟通性。照本宣科的翻译,可以把汉字变成外文,但难以解决多少外国人的疑问,反而有可能产生不解,甚至导致误会。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如本文前面所述,拓展了的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了解实在有限。这既不是中文作者的缺点,也不是外国受众的无能,而是当前中西两种文化不同的严肃现实所致。这种文化鸿沟当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对外翻译来填充。

        这就要求当今的对外翻译人员承担起更大的对外文化沟通责任。为此,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在翻译过程中积极普及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翻开我们的文章,经常看到诸如“三中全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新时期”、“抗美援朝”、“抗日战争”这样的词汇,照字面翻译,除去少数外国学者,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具体所指。在调查中,发现外国人对于“新中国”有千奇百怪的解释,如“邓小平的中国”、“21世纪以来的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历史新时期”,他们更多地认为是2000年以来,而不会理解为改革开放所开辟的新时代。对于“三中全会”,他们的第一个疑问是这个会议跟本文有什么关联。

        如果这些基本历史节点外国受众不懂,我们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对外翻译的过程,首先是普及中国基本知识的过程,是填补外国人涉华知识空白的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我们就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成“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给了一个清晰准确的历史节点。

        其次,需要努力保持和发扬中国语言风格。帮助外国受众理解中国,绝不是放弃中国元素,而是要更加精心地选择和保持中国文化的背景和语言的特色。这就需要把一些反映中国领导人讲话风格、具有时代特点的表达方式翻译和传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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